财政赤字指在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人口赤字则是指某年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差额。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954万人，死亡人口1093万人，人口赤字为139万人。
人口赤字的根本原因是低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养育成本高和经济负担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减轻育儿家庭的养育负担。给育儿家庭大规模发钱，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办法。建议采用财政赤字的方式来给育儿家庭发钱，从而缓解人口赤字问题。
从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近几年的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根据联合国以及国内外多家机构的预测，中国人口从2022年一直到本世纪末都会保持人口赤字状态（即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人口赤字会带来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削弱创新力等害处，因此需要尽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有效措施。
生育率下降导致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用于养老的公共开支需要通过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征税来筹集。在严重老龄化社会中，随着政府养老支出的增加，税收负担也会加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5.6%，已经有不少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入不敷出。东北三省由于生育率长期过低、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如果不能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预计2032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2048年将超过30%。
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这将导致财政中用于老人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迅速扩大，而为了支付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退休的老年人口，但长期低生育率使得中国社会急速老龄化，领养老金的人数增加，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减少。延迟退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生育率。
人口赤字对创新力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削弱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与创新力正相关；二是加剧老龄化，而老龄化削弱创新力。一般来说，一个人在30岁和40岁时最有创造力，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既有经验又有充沛精力。年轻人在新技能习得与环境适应方面具备天然优势，最好的创业年龄在25~35岁。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将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建议采用财政赤字给育儿家庭发钱来缓解人口赤字。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未来投入力度随生育状态变化做进一步调整。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10万元的现金补贴，这既能提升生育率，也有助于提振内需，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钱鼓励生育是有效的，但力度要大且可持续。韩国2024年新生儿人数为24.2万，比前一年增长3.1%，9年来首次正增长。韩国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主要归因于大规模的生育补贴和扶持政策。
有人担忧，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事实上，这一担忧的核心取决于社会产能的利用程度与就业市场的饱和状态。当前我国正处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就业不足并存的局面，通过消费刺激政策能够有效激活闲置的生产资源与劳动力，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并非通胀压力，而是物价负增长的通缩困境，此时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显得尤为必要。通过财政赤字手段提振经济，本质上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实践应用。自二战结束后，凯恩斯理论已成为全球广泛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在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长远来看，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赤字。人口赤字不但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还会损害国家创新力，以及削弱国家综合实力。要缓解人口赤字问题，需要用财政赤字来发钱给育儿家庭。提升生育率需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向育儿家庭发钱，既能扩大消费，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又能提升生育率，缓解人口赤字问题，提振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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