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的张怡坐在上海市女子监狱的谈话室里，这是她服刑的第十年。她即将走出高墙，面对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服刑期间，她的父母相继离世。在高墙内的3000多个日夜，是一场与自我、与过往的漫长抗争。
如今，即将重获自由，张怡既期待又惶恐。她怕自己跟不上社会，怕再次受到诱惑，怕辜负这十年的改造。出狱后，她想先打工攒钱，再回乡下养鸡。
2015年冬天，张怡因违法犯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入监后，她接受了新入监的全面抄身和失去自由的集体生活。入狱第一天清抄，她将所有衣物交给警官检查，自己抱着头蹲下，“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成了囚犯。”
一年后，她从新收监区转入中期服刑所在监区。个别谈话中警官感受到她的悲观，对她特别关注。“最初的半年，每天都想一了百了算了。”张怡回忆，夜深人静时，她盯着监室的窗户，幻想撬开玻璃跳下去，但严格的监管让她没有轻生的机会。
最刺痛张怡的是家人。2017年，尚在服刑的张怡见到了从家乡贵州赶来的父亲，父亲话不多，只是一味隔着玻璃看着她，未告知女儿自己已是癌症晚期的消息。这是张怡入狱后父女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一个月后，父亲离世，张怡深陷自责：“如果我在外面，也许能早点发现他生病。”
在服刑期间，父母因病相继离世，只能由妹妹和姐姐为张怡购置生活用品，妹妹每次通话都叮嘱张怡，“照顾好自己”。提及父母，她声音哽咽，“刑满释放那天，最想做的是去看父母，跪在父母坟前忏悔。”
入狱后，张怡总感觉耳边有人低声说话，她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觉。同监室的其他服刑人员开导她：“你可以找民警聊聊，只要你想改，就有机会。”她也发现，警官和她入狱前想象的冰冷粗暴截然不同。
张怡回忆，当时她鼓起勇气对当时的主管民警周警官说，“父母频繁闯入梦里责备我、质问我，醒来后只剩下负罪感，闭上眼就会浮现从前在家里，因一句气话对父亲冷战，或是在父母身边撒娇。”
周警官回忆，那时张怡状况很差，经常乱吼，所以时常找她谈话，希望她尽快调节心态走出来。在心理辅导民警的帮助下，张怡逐渐走出阴霾。她还参加了监狱的艺术矫治，在自编自导的话剧《重生记》中演绎重生的自己。
张怡只有小学文凭，在监狱有很多现实的困境需要解决。写改造材料时连字都认不全，要靠同监室服刑人员和警官帮忙指导。监区让文化程度较高的服刑人员帮她修改，还安排了文化课，进修改造提高认知，减少再犯罪率。
在监狱教育中，张怡重拾课本，从扫盲班开始，一步步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我最喜欢数学课，学会了小数点和进位，至少能把账算清楚了。”她说，在监狱职业技能培训中，她选择了养殖技术，“出去后想养些土鸡，踏踏实实过日子。”
在参加监狱劳动技能培训时，张怡的进步被警官看在眼里，为了鼓励她，警官让她系统学习管理方面的知识。从那时起，张怡每周都会收到一份详细任务清单，学习内容涵盖劳动流程、物品管理、统筹安排等。她还自己列了详细的计划，从收发物品到辅料管理，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精准无误。
后来，她被安排现场协助。当时有不少服刑人员劳动技能掌握不足，周警官对她说：“你试试多观察，找出问题，帮助她们。”于是，张怡一有空就去了解每个人的操作习惯，发现问题所在，然后手把手教。有人失去耐心不愿意学习，她就耐心开导。
“慢慢地，以前好逸恶劳的一些习性都改掉了。”张怡语气里带着些许自豪。
如今，张怡即将刑满释放。在上海市女子监狱，剩余刑期在3个月以内的服刑人员会被安排集中参加出监教育，以便更好地回归社会。如何让临释人员认识社会、定位自己，是出监教育的核心课题。出监监组的夏警官说，监狱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合格的、称职的社会人。
如今，张怡和即将刑满释放的其他服刑人员一起接受出监教育。在监室内的卫生间，张怡反复踏上那一两层的台阶上下走步练习，这是她在狭小空间里对抗焦虑的方法，有时还带动房间其他服刑人员一起跳健身操。
和张怡同监室的陈芳4月中旬出狱。按照惯例，出狱前一日，服刑人员可以享受特别沐浴时间，她们会格外郑重对待这次沐浴，这意味着重头开始。她们会互相道别，但不说再见，而是说“希望我们永不相见”。
物品方面，陈芳出狱前向警官申请，把自己剩余的生活物资，比如纸巾、盆等送给监室其他人。出狱当天陈芳还最后一次整理了床铺。张怡看到同监舍的床铺空出来，心生羡慕。
如今张怡也临近出狱，监狱民警反复叮嘱她要明辨是非。负责帮教的监狱民警坦言：“张怡最初害怕面对社会，甚至想永远躲在乡下，但通过反复谈心，她逐渐树立信心。”
面对即将回归的社会，张怡既憧憬又惶恐。她不知道如何用手机支付、打车，甚至担心找不到回家的路。即使妹妹会到监狱门口接她，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但她仍焦虑：“别人十年都在进步，我好像被时间丢下了。”
她想象过出狱后的生活，但不知是否能够顺利重启人生。她想先打工攒钱，再回乡下养鸡，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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