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加征关税有两大目标，一是降低贸易逆差，二是促进美国再工业化。前者主要体现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后者则更具有地缘竞争的特征，特别是针对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两个目标相互联系，关键在于规模。美国对小型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不具备系统重要性。因此，分析美国关税作用和影响时需要重视规模经济的角色。
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了其低储蓄率，这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及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全球收租有关。国际货币和数字经济具备规模经济效应，但其垄断属性使收益更多流向美国，包括负债成本低和资产高估值带来的财富效应，提高了消费率，从而形成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制造业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它是充分竞争行业，创新带来的垄断超额收益难以持久。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产生的规模效应由所有经济体更平衡享受，体现为中国实体资源对外转移（出口量大幅上升），结合内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需求不足，形成了宏观层面的贸易顺差。
美国关税可能对上述两种规模经济模式带来重大冲击。近期美国市场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现象，反映出投资者对关税引发的国际经贸摩擦冲击美元地位和科技巨头在一些领域的垄断地位的担忧。对全球经济而言，关税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减弱通过产业链分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空间，所有经济体都受损。对中国来说，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应对关税挑战，一方面需要促进内部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需要大力提振消费需求，建立需求中心而不仅仅是生产中心，这是新形势下从规模经济到创新发展的重要步骤。
自4月2日以来，美国政府已对贸易伙伴采取了广泛的加征关税措施。截至2025年4月底，美国有效关税税率从2024年底的2.4%大幅上升至28.4%，为一百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对华关税达到145%，作为反制，中国对美关税达到125%。中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如此高的关税不可持续，最终很可能会显著回落。
美国此次关税政策显然不是随意之举，而是国际贸易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部分。我们不仅要关注关税短期对经济的冲击，也要思考其长远影响。如果要聚焦最重要的基本面力量，那就是规模经济。中美在规模上互有优势和劣势，两者之间的互动在很多方面是规模之争。
美国加征关税的两大目标中，一个是降低贸易逆差，另一个是去中心化。降低贸易逆差的目标基于重商主义思维，即出口好于进口。去中心化的目标则超越经济层面，具有地缘竞争的特征，旨在削弱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这两个目标本质上都依赖于规模。就贸易差额而言，一个小型经济体即使对美是顺差，影响也不大。
规模的重要性在美国加征关税后的博弈中已经有所体现。具体而言，如果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美国掌握更大的市场力量，中国的出口商将承担相对更大的关税成本，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供给和需求规模的大小，美国的消费需求规模大，中国的生产规模大，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替代。从长期看，可替代性可以因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调整而发生变化，规模经济是科技创新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载体。
美国的关税措施能否降低其贸易逆差？这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贸易差额。经济学有三个恒等式提供了不同视角。第一个是微观视角，即贸易差额等于出口减进口。第二个是宏观视角，即贸易差额等于储蓄减国内投资。第三个是金融视角，即贸易差额对应对外净资产变动。美国的高消费率得益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科技企业的全球收租，这些因素带有垄断属性。尽管美国政府对外负债增加，但美国家庭部门的净资产对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这是他们愿意消费的大前提。
美国加征关税的第二个目标是去中心化，涉及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形态。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分工和贸易使所有人都受益。然而，现实世界中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比较优势，中国的创新能力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日益突出，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影响。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和规模经济，解释了发达国家间的贸易现象。规模经济不仅提升生产效率，还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
美国试图通过增加交易成本来抵消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但这将对全球产业链带来重大冲击，导致国际贸易量大幅萎缩，短期加剧经济波动，长期损害所有经济体的效率。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对美国是供给冲击，对中国是需求冲击。理论上财政货币政策可以进行逆周期调节，但面临供给约束困境。对中国而言，关税将对出口产生很大冲击，加剧需求疲弱问题。当前形势下，面向家庭部门的财政扩张是提振需求最有效的手段。
长期来看，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对全球经贸体系带来结构性改变。美国是否能实现再工业化目标，存在资源约束与再配置问题。此外，加征关税对现有的全球经贸体系的冲击还会体现在货币金融方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速了逆全球化、去金融化的趋势，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带来新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机遇。全球贸易额萎缩，各国外循环下降、内循环上升，即使中美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也面临从可贸易转向不可贸易品带来的效率损害问题。
展望未来，中美经济互动的关键点在于规模竞争。中美在规模上各具优劣势。中国需要从过去的“重供给重资产”转向更多“重需求重人才”，美国则反过来。把规模转化成规模经济效应的关键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分工和贸易，促进竞争。同时，针对外部性和垄断等扭曲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投入，优化制度设计。对中国来说，发展消费大市场既促进创新，也是应对地缘竞争挑战的关键一环。促进内需、与全球贸易伙伴共享中国大市场带来的需求，有利于拓展合作空间，提升中国作为消费需求的中心地位，巩固其在全球制造业体系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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