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前的掌权者多为与我同龄的人，我们这代人审视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时，带着冷战时期的烙印。1973年我出生在西德，成长于冷战期间。那时我们认为西德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定战场，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八九岁时，我和朋友们讨论过在武装冲突中获胜的机会，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我们坚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青春期的我对跨大西洋友谊产生了质疑。苏联部署SS20导弹时，美国计划在西德增配“潘兴II”中程核导弹，引发和平主义者的抗议。16岁那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了一年，见识到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和漠不关心，让我怀疑这样的选民选出的政府是否适合充当“世界警察”。
回到德国后，我见证了年轻德国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反战态度。两德刚刚统一，苏联解体不久，我们渴望收获和平红利，改善与东方邻邦的关系。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德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反对这场战争，共和党的布什政府被认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时期成就了德法关系的蜜月期，也促成了欧洲空前的团结。
奥巴马和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德国的声望较高，主要因为他们与德国人在枪支和堕胎问题上的观点更为契合。如果让德国人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不会超过20%，且支持者几乎只有极右翼分子。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特朗普当选是一场灾难，他动摇了北约根基，使欧洲面临俄乌战争的风险。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带来混乱，但竞选期间这些议题并未被认真讨论。特朗普推行议程的速度令人震惊，他对股市动荡的漠视也让人惊讶。特朗普的政策短期内导致通胀压力渗透日常生活，数百万美国人查看401K养老金账户时意识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包括加征关税以迫使外国企业将生产线迁至美国。这对出口导向型的德国企业有一定吸引力，但朝令夕改的作风对企业决策造成负面影响。拜登试图通过巨额补贴吸引企业，而特朗普则想强迫德国购买更多美国货，但这反而促使德国消费者寻找欧洲替代品。
欧美贸易中，欧盟选择谨慎应对，未像中国那样“以牙还牙”。欧盟通过对产自特朗普关键选区的商品加税来表明立场，并指出美国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谷歌、Meta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占据垄断地位，通过避税天堂转移利润。欧洲正酝酿改革这一体系，若贸易战升级可能开征数字服务税。
特朗普政府可能强迫盟友在对华政策上站队美国，但欧盟明确表示无意建立排他性关系。美国的施压反而适得其反，日本和韩国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德国拒绝与中国对立，强调商业合作而非制度性对立。特朗普的核心目标在于让关税长时间居高不下，重建本土制造业规模，抢占即将到来的制造业革命制高点。
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博弈可能与其军事论点有关。德国承认在防务开支上有些“搭便车”，但面对其他要求感到愤慨。德国通过史无前例的豁免条款增加国防开支，但军费开支本质上是一种不当投资。德国国防预算使用效率低下，军备竞赛可能重演历史悲剧。
特朗普的政策构想能否成功尚不确定，有时就像美式橄榄球中的“万福玛丽式长传”。德国社会将减少对“美式生活方式”的追捧，公司在美国投资建厂会更加谨慎。欧洲正在构建自主防务体系，强化外交努力。特朗普已对美欧关系造成永久性创伤，未来可能达成新的平衡，美国影响力衰减，欧洲取得局部进展，与中俄的关系也有望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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