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短缺”

垃圾“告急”：现状直击

曾几何时，“垃圾围城”是令人头疼的环境难题，可如今，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反转——中国的垃圾竟然不够烧了。在陕西渭南蒲城县，一家垃圾焚烧厂规划时要集中处置全县城区及众多乡镇的生活垃圾，满负荷运行每年能焚烧超18.25万吨垃圾，发电7800余万千瓦时。但2023年，这家厂实际只处理了13.3万吨垃圾，产能利用率仅70%左右。同样，陕西汉中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也因垃圾量不足，每运行3个月就得停产1个月来收集垃圾，设备运转断断续续。

目光转向河南，周口市商水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自2021年启动后，因垃圾量严重不足，连续几个月单炉运行甚至停炉，运营状况一度艰难。据E20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为60%，这意味着4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从全国范围来看，2023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内停运”83467天次，部分焚烧炉超过半年未开机。若按一个垃圾焚烧厂3个焚烧炉的配置计算，相当于76个垃圾焚烧厂全年停摆，产能浪费情况可见一斑。

昔日“垃圾围城”，今朝“垃圾短缺”。曾几何时，“垃圾围城”笼罩在众多城市上空。2011年，北京每日产生3万吨垃圾，周边大型填埋场每日却只能处理2万吨，垃圾堆积如山，填埋场周边腐臭弥漫，地下水被污染，居民苦不堪言。2000-2020年，短短2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从1.4亿吨飙升至3亿吨，且增长迅猛。那时，垃圾处理主要靠露天堆放、简单掩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造成严重的土壤、水源污染，垃圾焚烧技术不成熟，露天焚烧产生的刺鼻气味、有害物质，让周边居民怨声载道。

如今，不少城市告别原生垃圾填埋，垃圾焚烧成为主流处理方式。全国垃圾焚烧厂超1000家，日处理垃圾能力达百万吨，垃圾焚烧厂数量10年间增长近9倍，处理能力增长16倍。曾经为解决“垃圾围城”拼命建设的焚烧厂，如今却面临“吃不饱”的尴尬。

回溯2003年，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拉开垃圾焚烧市场化大幕。彼时，垃圾焚烧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各地纷纷布局。在政策激励下，资本蜂拥而入，垃圾焚烧厂建设按下“快进键”。2003-2022年，短短19年，我国垃圾焚烧规模从1.5万吨/日飙升至80.5万吨/日，无害化处理能力中焚烧占比从7%跃升至73%。一些地方在规划时过于乐观，对区域发展、人口增长、垃圾产生量预估过高。以河南为例，2019-2020年集中上马数十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大规模投产后，产能利用率不足问题凸显，部分项目不得不寻求掺烧工业固废维持运转。

这种过度超前建设，使得不少地区垃圾焚烧产能远超垃圾产生量。从全国范围看，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仅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甚至大幅超额。当潮水退去，才发现谁在裸泳，产能过剩的“后遗症”逐渐显现，垃圾焚烧厂“吃不饱”成了必然。

如果说产能扩张是从供给端埋下了“垃圾不够烧”的伏笔，那么垃圾分类则是从需求端按下了垃圾减量的“快进键”。2019年，住建部等多部门发布通知，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一场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行动在各地火热展开。以上海为例，自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垃圾分类成效显著。2023年1-10月，上海可回收物日分出量7637吨，有害垃圾日分出量2吨，湿垃圾日分出量9391吨，干垃圾日清运量17325吨。对比2019年1-6月，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分出量分别增长1.8倍、14倍和0.7倍，干垃圾清运量减少15%。曾经被混在干垃圾里的可回收物被大量分离出来，废纸、塑料、金属等有了新的归宿，不再进入焚烧厂；湿垃圾也被单独收集，进行堆肥、厌氧发酵等资源化处理，分流效果明显。

在北京，截至2023年底，全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95%以上。越来越多的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厨余垃圾分出量不断增加，进入焚烧环节的其他垃圾相应减少。据统计，2023年北京生活垃圾清运量比2019年减少了约10%，垃圾分类对垃圾减量的贡献不容小觑。从全国范围看，随着垃圾分类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城市的垃圾减量效果开始显现，为垃圾焚烧厂的“饥饿”现状雪上加霜。

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一场激烈的“抢垃圾”大战悄然打响，各种乱象也随之滋生。在湖南，两家垃圾焚烧厂为了争抢垃圾，竟然给物业公司支付“介绍费”，每吨垃圾能给出50元回扣，这种公然行贿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被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批评。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多不规范、不合理的竞争手段层出不穷。跨区域收垃圾成为常态，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了获取更多垃圾，将触角伸向周边县市。河南商水静脉产业园接收了项城市全域生活垃圾、淮阳乡镇和周口中心城区部分垃圾；咸阳市垃圾焚烧厂接收了礼泉县以及周边县市的垃圾。这种跨区域收运，不仅增加了垃圾运输成本，还可能导致区域间垃圾处理责任划分不清，引发管理混乱。

更有甚者，把主意打到了已经填埋的垃圾上。2024年，广州兴丰应急填埋场通过审批，重新开挖已经被填埋的350万立方米垃圾，海口、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也纷纷加入这场“地下竞赛”。开挖填埋垃圾，不仅工程量巨大，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填埋场周边的土壤、地下水都面临着被污染的风险。在浙江，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了抢垃圾，甚至打起了价格战，不断提高垃圾处理费，扰乱了当地垃圾处理市场的正常定价机制。而在江苏，部分垃圾焚烧厂与当地环卫部门勾结，通过不正当手段垄断当地垃圾资源，排挤其他正规企业。这些乱象不仅损害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对环境造成了潜在威胁，亟待规范整治。

面对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的困境，行业内积极探索破局之道，为可持续发展寻找新方向。在拓展处理对象方面，不少焚烧厂开始“跨界”，将一般工业固废纳入处理范围。在广州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技术升级，利用垃圾焚烧设施富余产能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实现了资源的二次利用。一些地区还尝试将餐厨垃圾、污泥等与生活垃圾混合焚烧，拓宽“食物”来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20%的垃圾焚烧厂开展了协同处置业务，有效缓解了垃圾量不足的问题。

跨区域调配垃圾也成为一种趋势。惠州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按照“市级统筹、县区落实，等量置换、就近处理，跨区协同、适度补偿”原则，对惠城、惠阳、博罗三县区生活垃圾进行跨区调配，既缩短了运输距离，又提高了焚烧厂产能利用率。遵义市通过合理规划垃圾焚烧厂服务范围，保障各厂基本运营，全市生活垃圾实现统筹调配，朝着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目标迈进。

提高运营效率是降本增效的关键。高能环境运用AI技术，实现智能焚烧，实时监控设备状态，优化能源使用，有效提升了发电效率和运营稳定性。上海环境通过创新烟气净化工艺选型，采用SCR+组合工艺，在保证环保效果的同时降低成本；改造蛇形管省煤器、一次风空预器及凝汽器扩容，提升发电效能与稳定性。从全国来看，通过技术改造和精细化管理，部分垃圾焚烧厂的发电效率提高了10%-15%，运营成本降低了15%-20%。

展望未来，垃圾焚烧行业将朝着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入应用，焚烧厂将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环保水平。“发电+供热”“资源回收利用”等多元化模式也将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点，推动垃圾焚烧行业从单纯的垃圾处理向资源综合利用转变，在解决垃圾处理难题的同时，创造更多经济和环境价值，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